救援人员整装待发，准备下井救援被困矿工。
安全文化是人的观念、意识、精神层面的东西。和谐社会不能光讲物质的、经济的因素，还要讲安全的环保的因素。
1956年出生于云南的罗平，至今仍念念不忘18岁那年在易门铜矿当矿工的岁月。在三年的时间里，他的胳膊、后背都留下过被砸伤的痕迹，他也曾经目睹工友被大块的片帮砸死的惨状。20世纪90年代，罗云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安全也是生产力的学术观点，为中国矿难频发的缘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。
曾子墨：罗先生，您那时候开始在矿山工作的时候有接受什么安全方面的训练吗，有人给过您任何建议吗？
罗云：真还没有。我们那时候作为一个矿工，是师傅带徒弟，老工人指导一下，基本上就这么成为能够独立工作的工人了。今天作为一个放炮员，要操作各种爆破器材，是要经过严格的培训的，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过程，就是师傅领一两个月、三个月。
曾子墨：当您看到别人受伤，自己身上也开始有小伤的时候，怎么想？
罗云：随着做矿工的深入，慢慢地就会感觉，这是个危险的工种。客观上有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影响的危险因素，还真直接接触到一些事故，比如说我们工友触电坠落的死亡，还有被塌方压死的。
曾子墨：您自己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是什么，还记得吗？
罗云：非常严重的一次就是当时国庆节时碰到的透水。由于掘进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打透了，不是直接打透的，而是随着慢慢的渗透透掉的。但是恰好我们当时国庆节放假，没有在现场，所以躲过了一场灾难。
 |
|
曾子墨 |
罗云：上大学，学的是从事采矿掘进工程的专业，是我们矿山里的最基本的、最艰苦的一种作业。从事了这么一个高危的专业，在大学已经接触到很多与安全相关的知识，比如说矿山通风、矿山防尘，都是我们今天非常注意的危险因素，这种专业奠定了以后选择安全工程这个方面的基础。
曾子墨：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，相信您可能比我们更多地关注矿难的频频发生，每每看到电视里报出这样的新闻，又有哪儿发生矿难了，又有多少人死亡了，您会怎么想？
罗云：一种震撼，一种责任。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研究成果，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和应用，是一种遗憾的事情。
曾子墨：我想正是这种责任，这种震撼，伴随着罗云先生一直在从事安全生产方面的研究，而且这条路走下来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，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。
罗云：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个数据，从1990年到2004年，国内事故，包括掉飞机――空难，也包括石油化工的爆炸，公共场所的火灾等等一次死亡上百人的重特大事故，一共发生了25次，但是矿难占了40%，10起。我们在煤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就是用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来反映安全水平，事故状况，中国2004年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3.1，这个水平比美国高出上百倍，比世界上的一些产煤的大国，比如说波兰、印度、俄罗斯、南非等等，都高出来很多倍，十几倍。与印度相比较，我们2004年的数据高出它六七倍。这几年非常重视安全生产，从1993年的《矿山安全法》、2002年的《安全生产法》，到2005年国务院对煤矿提出了特别规定、紧急通知等等，采取了很多措施，但是死亡百人的事故还是居高不下。有史以来，2004年是我们煤炭行业最黑暗、最惨痛的一年，死亡上百人事故发生了四次。
我们可能听得到很多的声音，政府从这么三个角度来进行事故原因分析，第一，是矿主利益的驱使，违法生产。第二，监管部门监管不力，执法不严。第三，政府腐败，官煤勾结。矿主也有说法，他如果严格地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去做，影响他的效益，他会抱侥幸，冒险采取一些非法手段。其次，他还会说矿工的素质普遍偏低。要求按规定操作程序，但是矿工们不执行。第三类呼声就是很多专家说的，号称工业生产的三大高危行业，煤矿首当其冲，说我们中国的煤埋得太深，煤矿95%是井下开采，而在美国、印度一些国家，50%至60%都是地表开采。还说从年收入1000美金到3000美金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，矿难是应该面对的挑战，还有科技发展有限，体制行业政策等等，似乎我们的瓦斯、透水是客观存在的，是天灾。实际上，瓦斯监控抽排放，我们没有执行作业的程序，先探后采，这些都有人祸的影子。如果从矿工到我们的政府官员，当然重要的是矿主、经营者，真正都按规范去做，就能够有效地预防事故。
国内安全事故统计数字表明，事故90%以上是人为的，尤其是重特大事故。2005年11月份，发生了近几年来少有的11起重大事故，结案了的6起，百分之百都是责任事故。比如说2004年11月28日陕西陈家山矿难，结论是违章放炮，超量生产；2005年8月7日的广东大兴的矿难，证照不全，官煤腐败勾结。
对这起事故，我们追究了很多人的责任，包括省级干部。而再深入地分析一下，死亡的人当中，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。在国内行业里，矿工整体上从业人员素质低。这不是他们愿意低，而是我们这种行业的生产方式，矿主支付的成本、工资，吸引了我们素质最低的一批人去从业。有一个省，调查了几百个小矿山的矿主，发现有中专、大专文凭的就占百分之四点几，百分之九十多的矿主就具有中专以下的学历。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的经营人，国家应有严格的要求与资格培训，但很多做不到。所以人的因素、安全文化是根源。
人类古代的安全文化，更多是宿命论观念。今天的矿主很多都持宿命论，凭感觉去应对事故，碰运气。碰上了，我倒霉；碰不上，利润丰厚。
过去我们主张革命精神，在这些高危的行业，我们有这个说法，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”、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。“宁愿少活20年，也要拿下大油田”、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也要上”。用革命精神来对待这种高危的行业作业是不行的，我们的生命权得维护。今天我们的煤矿，有很多省定了一个赔偿的标准，每死一个人补20万元。这比起前几年，3万，5万，有时甚至什么都没有，确实要高很多。但是我想和大家说，20万元就能买回一条命吗？大大不够，所以就出现了“死得起”，“伤不起”，违法成本低、预防成本高的现象。要改变这种现象，在观念上，生命权要高于财产权。在美国，一般工矿企业死一个人是赔偿100万美金，日本是1亿日元，香港是三四百万港币。
革命精神，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倡导的，但是面对高危行业时，我们不能主张这种冒险玩命意识，要用科学的精神来对待，有效地去预防，有效地应对灾难。
中国的文化非常讲求道德精神，但是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，它的文化根基是法律、科学精神。科学精神讲理性，讲程序，讲法则，重法则。中国的文化讲感性，讲究感触，谈境界，重体会。在经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矿主，我们的矿工，凭朴素的感觉去冒险，去应对复杂的高危作业，这是应对不了的。特别是今天，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，科技手段还比较落后，就构成了矿业是一种风险很高的、缺乏安全保障的生产方式。2004年、2005年我们国家产煤量是20亿吨，其中有三分之一，七八亿吨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，用非常落后、非常原始的生产方式挖出来的，简单地说是人工、手工挖出来的。
在这种基础上，我们怎么办？《汉书》上说：“尽久安之势，成长治之业。”我们如果有了安全的投入、安全的保障措施，一个企业，一个矿山才能长远发展，政府有责任来规范、来协调我们的行业、行业政策、生产模式，比如说山东煤矿的百万吨煤死亡率比山西的低三倍，因为山西小煤窑遍地开花，而山东规模化生产、机械化生产的比例高得多。我们需要这种生产方式。
很多企业的安全措施是为了应付检查做个样子。操作规范都有，责任制都建了，有防毒的面具、逃生的通道、防范的措施，都摆在那儿呢。政府去检查都还通过了，可实际是表面上的，应付的。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开车时系安全带，好像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交警，怕罚款。发生事故以后，我们往往不关注它的本质原因，阻碍了我们有效地去亡羊补牢。就是这样，开采是低级的手段，出事后是被动的措施。而被忽略的预防性的主动的措施、超前的措施是什么？安全文化的建设。
安全文化是人的观念、意识、精神层面的东西，一个矿主要解决的根源问题是他的管理意识。他观念意识上的缺失、错位，才导致了他决策行为的偏差。
首先，决策者在制定新一轮的指标当中，要纳入安全生产的指标。和谐社会不能光讲物质的、经济的因素，还要讲安全的环保的因素。第二，管理者要实现专业化、重视理论性，要真正地掌握事故的本质、安全的规律，驾驭安全事故。第三，经营者的素质是基础，矿工在下井挖煤以前要有78小时的培训时间，以后每年还要培训。不能上午盖手印，下午就挖煤。有人说了，这些人肚子都吃不饱、他们不怕死。但是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政府要通过法律法规去指导、帮助、要求他们，保护自身的安全，责任主体是矿主。我们过去在刑法的责任追究上水平太低，只判刑七年，这不够，至少10年，乃至无期。一个矿主，矿山被关了，你还冒险悄悄地私下开煤、挖煤，逼着矿工下去采煤生产。你这是犯罪，是故意杀人。
一切事故都是可预防的。我们都知道《墨菲法则》。可能会发生的都会发生，违章、冒险，没有安全保障条件的投入，会使不一定发生的事故发生。为了防止万一的事故，我们要付出一万的努力。我们都知道，一次严重的事故背后，伴随着29次轻微的情节、300次未遂险兆、1000次的隐患，为了这万一的事故，我们要付出1000乃至10000倍的努力。我们要倡导这样的法则：安全投入一分，带来效益五倍。安全投入，它的效益是长远的、是潜在而整体的。
曾子墨：我们在底下采访时发现了一个让我们非常诧异的事情，那就是在死难矿工亲人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悲伤，所有的人拿到20万的赔偿之后，向往的是说这20万元我怎么去花，这后半辈子家庭有了保证。你真的问他，有这些赔偿，你还会不会愿意去干？他们还是愿意干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贫穷可能比死亡更可怕。从比较残酷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是不是在一个经济不是很发达的过程当中，20万元足以吸引那么多劳动力愿意去给他打工，而且能够达到一个供需平衡。
罗云：如果我们社会温饱没有解决，现在从事矿下作业的人，他们如果不挖煤，也就没有生计，面对贫困，这是必然的。而挖煤还会碰碰运气，觉得不一定偶然挖煤就碰到瓦斯爆炸，这是最本能的反应。但是我们的社会不应该这样去引导，让他们去面对这样的生命危险。
曾子墨：为什么印度能够比中国在安全生产方面要做得好？如果说文盲率的话，印度的两极分化其实比中国还要厉害。
罗云：我们中国行业的体制、模式，我们的小煤窑遍地开花，没有制约，这种模式是不利于安全的。还有，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，这种高速的经济发展，与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和水平不相适应，在这一点上，我想是有差距的。
曾子墨：这里有一个网友，他的名字叫做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他说：假如您是矿主，因为更新安全设备要加大投入，导致您每年的利润要减少2000万，您是不是还要做同样的选择？
罗云：如果你有了这2000万元投入，去解决安全的问题，它有一个长效的过程，以后它会帮我赚回来的。反过来，你发生事故就不是2000万元了，国家的特别规定里，一个是生命的赔偿，第二还是要处罚你，违法所得的5倍到10倍等等。所以，一算下账来，我宁愿一开始少赚2000万元，最后还能赚回来。
观众：您刚才说了，我国有七八亿吨煤，1/3的产量是从小煤矿出来的，那你有没有去看一下，小煤矿到底是怎样在生产？有没有对他们的技术进行指导，使得小矿主能够用较低的成本，去安全生产？
罗云：有这种可能。比如说提供信息的监控平台，对现场的瓦斯水平、安全状况进行有效的监控，也就是采取技术上的措施来保障安全生产。当然了，这方面我们做得还是很有限的，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被动的。如果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矿主没有这个意识与需求，那我们不可能去帮助他。另外，除了观念理念这些抽象概念的灌输外，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和技术，比如信息系统、培训系统，甚至一些科教科普专业的书籍提供给社会。我们有这种准备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研究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（摘自《世纪大讲堂》第12辑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，定价：35.00元）
 |
